的重担能减轻哪怕一丝一毫，让她能心安理得地走下去。

但他不能。诗人或许耽于幻想，但真正的诗人，往往比谁都更执着于内心的“真”，哪怕那真实是苦涩的。

他苦涩地说，“为了胜利，为了生存，付出肢体、付出生命，我们见过太多，那很悲壮，但也……值得，因为那是用有形的东西去换取一个更大的目标，是牺牲，是奉献。”

“可是，思想——那份在万马齐喑之时，仍然敢在心里说‘不’的自由呢？那份坚持‘我是谁’、‘我相信什么’的本真呢？”

他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种几乎是痛惜的强调：

“在我看来，那是比我们能想象的一切——身体、生命、爱情、功业——都更加宝贵、更加根本的东西。它是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最后堡垒。”

“你可以说，形势所迫，别无选择。但当一个人开始主动地、认可地，甚至是为了某个‘崇高’的目标，去扭曲、去改造、去献祭这最后的堡垒时……”他微微摇头，语气里充满了深切的担忧，“我只是害怕……害怕你走到最后，会不认识那个达成目标的自己了。”

“你把这一切看的太轻易、太理所当然。我害怕你不知道自己真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。”

他看着她，最后的话语轻得像一声叹息，却又重重地落在林安的心上：

“我只是……只是不希望看到那个我所认识的、如此珍视‘真’与‘自由’的林安，在追求一个宏大目标的途中，把自己最内核、最宝贵的那一部分，轻易地抛掷掉了。”

林安打了个冷颤，她心里那部分渴望自由、渴望说不、甚至渴望回到21世纪、渴望快乐地读书看报的那个自己完完全全认同查良铮所说的一切，可是——

“那你要我怎么办呢？”

她抬起头，脸上带着一种苦涩，“我能怎么办呢？不去争取军衔？不去获得夫人的支持？然后眼看着翻译处因为一个‘名不正言不顺’的问题军心涣散、举步维艰？这是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，我凭什么为了自己那点‘可能受伤’的所谓‘内核’，就弄得大家下不来台呢？”

“我没有要你怎么办。”查良铮说，“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”

林安几乎想冷笑——不知道怎么办，那还说这么多？但她听到他继续说下去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奇特的、笃定的信任：

“但是我知道，你会有办法的，小林。”

查良铮看着她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：“你还记得你对史迪威发脾气的时候吗？你说他是‘殖民者心态’，说他不懂尊重。那时候，不正是因为他的态度、他的做法，触及到了你关于‘国家尊严’、‘民族平等’的思想底线吗？甚至，他当时并没有直接要求你个人做什么，你仅仅是作为参与者和观察者，就觉得无法忍受，必须要站出来反抗！无论代价是什么——或者说，你认为，为了捍卫那种思想（国家/民族尊严）所付出的任何代价，都是值得的。那就像一个精确的警报器，底线一旦被触碰，你必然会行动。”

“如果你认为值得，你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可是，这一次呢？”他的语气变得更加低沉，“是你个人的思想自由。是你内心深处的是非爱憎，是你独立判断的权利。这些东西，没有人会告诉你，它们是像‘国家尊严’那样‘崇高’和‘神圣’的。它们太个人化了，太内在化了，甚至你自己可能都觉得，在‘民族大义’面前，它们‘远远不能相提并论’。”

“所以，”他轻轻叹了口气，“你似乎觉得……可以为了那个‘更大’的目标，为了那些‘实实在在的好处’，比较‘轻易’地就把它放在一边，甚至主动去改造它，不是吗？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并不开心。你的痛苦，你的眼泪，恰恰在告诉你——失去任何一种思想的自由，都是痛苦的，都是一种真实的损失。即使这种自由，并没有被写在教科书上，没有被登在报纸上，更没有被刻在纪念碑上让人瞻仰。”

“可是——难道我个人的思想自由可以和民族尊严相提并论吗？”林安忍不住反问。

查良铮停顿了一下，他看着林安，目光平静，却带着一种穿透一切的冷静，甚至是……冷酷：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