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正为无处可去而发愁时，住在隔壁的堂姐瞧见了我这副落魄模样。她风风火火地走到我身边，压低了声音，却难掩那愤愤不平：“你养父是猪啊！他傻啊！这么孝顺、这么好的女儿，他都不理解？去哪里找啊？” 堂姐的眼神里满是同情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最终留我暂住了一星期。

堂叔好心去劝了养父一回，可养父那脾气倔得像头牛，死活不答应让我回去。毕竟血浓于水，爹最终还是心疼我，同意我暂时留在娘家。

闲下来没事，我就在家附近溜达。远远瞧见沿着马路有几个人在路边除草，我便上前，向其中一个正在除草的姑娘打听：“你们是养路队的吗？”

那姑娘听到我的话，回转头来，她看上去有点儿胖，上身穿着一件退了色的暗花色衬衣，那颜色都快被洗得没了，一看至少穿了两年。头上戴着一顶草帽，倒是崭新的样子。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答道：“不是。”

我有点不解，又接着问：“那你们不是义务除草吧？”

“是养路队叫我们干的，干一天两块工钱。” 胖姑娘用手扶了扶头上的草帽，说道，“太阳很大，队长怕我们晒坏头，每人还发一顶草帽给我们。”

这时，边上那个长得又高又瘦、穿着黑裤子的姑娘插话道：“这条路有十公里长，这个月可能完不成除草任务，养路队长还在找人除草呢！”

我一听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马上说道：“那我也来参加除草。”

“队长，队长！” 瘦姑娘对着远处一个中年男人叫道，她应该是想介绍我来参加除草工作，所以才喊队长过来。

果然，队长快步走了过来，拿了一把锄头给我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住哪里？”

“我叫郑冬梅，是郑坂村的。” 我高兴地答道，心里盘算着终于能挣点钱了。

“除草一天是两块钱，但要准时上工，早上八点准时上工，到十二点下工回家吃饭，下午两点上工到六点下班。没有按时做足工时，照扣工钱。” 队长严肃地说道。

我觉得这样的条件还不错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在养路队除草的这一个月，我每天都早早地到岗，顶着烈日，一锄头一锄头地除草。一个月下来，我领到了五十元工钱，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，我心里既开心又酸涩。

有一天，郑斌去城里做香菇生意，路过我家。正好我在家门口看到他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微笑，赶忙向他打招呼：“大鼻！好久不见啦！”

他听到喊声，回过头一看，便认出了我，上前搭话道：“小梅！是你啊！”

“大鼻，最近在哪里发财啊？” 我问道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。

郑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说：“谈不上发财，只是今年做香菇生意顺利了一点，多卖了一万斤。”

“进来坐坐。” 我伸出手，想上前拉他，手都快碰到他的胳膊了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 郑斌嘴上答应着，但下意识地将手往回缩，躲开了我那伸出的热情的手。

我还是主动地边说边把他请进了家门。我倒了一碗茶，郑斌正好觉得口渴，“咕噜咕噜” 就把茶全喝了。
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 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出了口。

“还没呢。” 郑斌讪讪地回答，“还早吧。” 其实我知道，郑斌还没讨老婆，但已经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，而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挺想他的。

“晌午了！就在我家吃个饭吧！” 我殷切地说道。

郑斌摆摆手：“不了！我是顺便过来问问这边的香菇价格，我还要赶路呢！”

我靠近郑斌，笑着说：“嘿嘿，反正肚子饿了，也要吃饭嘛！吃口饭好赶路。”

“没时间了。” 郑斌说着，拔腿就要走。

这时，我爹刚从地里回来，迎面碰着正从家里出来的郑斌。

“郑斌，你啥时候来的啊！” 爹热情地问道。

“大叔，我刚回来。” 郑斌礼貌地回答。

“干嘛急着走啊！” 爹也很喜欢郑斌，心里想着他能当咱家的女婿，也是不错的。

“我赶着去城里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改天再来吧！” 郑斌说完，便匆匆离开了。

养父觉得我就这样回娘家，自己十二年的养育算是白费了。他坐在屋里，扳着手指头算了算，每月七元，一年至少也要八十四元生活费，十二年就不止一千元啦。他越想越觉得不划算，便找到我爹，黑着脸说我回去后抚养费要算给他，加上小时候给的二百块，总共向我爹要一千二百块。

爹无奈地对养父说，家里确实没有钱。可养父哪肯罢休，就这样赖着，爹也只好不理睬他。

一天，我爹的一个在镇里当通信员的小堂叔，匆匆跑到家里，气喘吁吁地对我说：“司法所已经二次传票到你家了！妹子，你还是要去应诉。不然会判你违法。如果还不了钱，会来拆你家的房子！”

原来，养父已经第二次到司法所告我爹了。我被逼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司法所。最终，司法所判决我要还养父一千元钱。看着那判决书，我满心绝望，这么多钱，我去哪里找啊？

我借了二姐十元钱，买了车票，到山清打工。其实，我就是想逃避养父逼债，故意跑出去的。

到了山清，我在一家私人厂里找到了一个手工编篮子的工作。每天从早到晚，我的手指都被竹条磨得生疼，编了一个月，才挣到三十元钱。看着那少得可怜的工钱，我心里一阵悲凉，何时才能挣够一千元钱啊？

村里有人来说媒，说隔壁黄坑村有个人家，叫黄宗仁，经济条件比一般人家要好，在村中算是中等家庭。家中有八男二女，前四个男已完婚，后面还有四男未娶，排行第五的标富，要介绍给我。

因为这几年，看中的女家至少要千三三（一千三百三十元）彩礼，按现在黄家的能力，拼拼凑凑，是出得起的。但黄家考虑后面还有三个男孩都要讨老婆，想找个省钱点的。所以，媒婆介绍一茬又一茬，总是没成。不知不觉，标富从十六岁起一直等到二十一岁了，就是聘金没能谈成，一直未能娶到老婆，这让黄家人很是着急。

媒人来说媒，要把我嫁给标富。我知道后，态度坚决地表示，我要嫁给郑斌。

“郑斌有主了！” 爹叹了口气说道。

“谁啊？” 我心里一紧，急忙问道。

“是村干部青山的女儿。” 爹看着我，无奈地说。

“郑斌会同意这门亲事吗？” 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地问道。

“为什么不同意？人家郑斌老爹是书记，他和青山非常要好，两家联姻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” 爹顿了顿，又对我说，“郑斌又没说会娶你啊！”

我听了，低头不语，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凉透了。我抄了李清照的《一剪梅》：

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

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

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

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爹显得有点着急，继续对我说：“人家支书和青山非常要好，他们互相勾结，一起垄断村里的经济。两家联姻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我们能算什么啊！” 他苦笑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“你和郑斌的事，不会成啊！”

黄家来的媒婆倒是很会办事，把这门亲的聘礼提到了一千三百三，没想到黄家居然同意了！按当时的行情，我若是嫁到大的村庄，得到的聘金只有五百元。那为何黄家会出这么高的价钱呢？原来是因为黄家住在很偏僻的山沟里。这几年，女孩的要求提高了，若是聘礼少了，一般不愿意嫁过去。可黄标富已经过二十一了，后面还有等着成家的弟弟呢，实在是拖不起。

标富第一眼看到我，眼睛都直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手也不知摆哪，脚也不知站哪了。所以，我一下子变得很值钱。实际上，黄家给的聘金是一千三百三，加上二百三十元足一钱（约 3.125 克）重的金戒子和一百元衣服用品等，合起来正好一千六百三十。乡里人都羡慕说，冬梅这女孩值钱啊！卖香菇的老牛头感慨地说：“千六三，冬梅真是金做的花，超过千三三，我看都赶上榕州城的千金小姐了！” 那个叫阿贵的单身汉更是夸张地说：“燕生女拉的尿都成金了！”

媒婆带着我到黄坑，我才发现，这村子实在是太小了，不足十户人家。这地方离镇里足足有二十来公里，却不通汽车。好在从大村子有马路进来，那是一条三公里长的机耕道。可是一下雨，路上泥泞路滑，连拖拉机都常常陷进去，人只能赤着脚踩着烂泥，一踩一拔艰难地行走。

看着这一切，我心里很伤心，我为什么要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而且我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我不想跟他成亲，我不能因为养父要这一千块钱，就赔上我一辈子。我要挣钱还他，然后离开这里！

三姐红着眼睛劝我：“大头要的那么多钱，你何时能还得清啊？我知道那黄家在黄坑村算是好人家，黄宗仁和他的老婆名声不错，他儿子黄标富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又很会干活。黄家能出这么多彩礼，也就还了养父的钱。”

三姐不停地劝我，我想来想去，心也有点软了，但还是有点不甘心。

当黄家的媒婆又来时，我对她说：“我嫁过去可以，但要答应我三件事。”

媒婆忙问：“哪三件事？”

“一是，我要做衣服，买个缝纫机给我。二是，我要出去学做衣服，在外面挣钱。三是，这两年我不想生孩子。”

媒婆把我的话转告了黄家，没想到黄家居然同意了。于是，生父收了黄家的聘礼，我就此嫁到了黄家。爹拿了黄家的钱，就按司法所判的钱数，如数点给了大头。大头见到钱，从此也就不说话了。

黄家住的这个村有二十多户人家，都住在大小不一的一排木头房里面。这些房子坐落在一座山头下，沿半山腰围成大半圈盖的。这小小的黄坑村四周全是海拔三百米以上的高山，高山和村子之间有几十亩坡度不大、比较平缓的梯田。村子周围实际上有五十来亩的水田，田里年年种着水稻。高山下的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山坡上，长着成片的竹子，南坡上种着大片的茶叶树，还有一小片茶籽林。

这个小山村的人家，每年收成的谷子有几万斤，对于百来口人来说，作为一年口粮的大米加上地瓜还能顾得上。可是一交公粮，去了一半，就显得有点不足。但种地瓜不需要交公粮，可以补充粮食不足。再有采摘的茶叶、刨挖的竹笋和榨出的茶籽油，变成钱后，可买些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。

隔壁的陈姓村庄，地更少些，人更多点，光靠种地得到的口粮根本不够吃，属于长年缺粮村。但是，脑子灵光一点、有点手艺的，常常会靠体力或凭着手艺外出挣点钱，补贴生活。所以，相比之下，陈村的人出去打工的多些，而黄坑村的人基本没有长期在外，只是看季节出去卖卖山货，也才一两个人到外村帮工或打短工。

我到黄家后，买了缝纫机，就在村里做衣服。可是村子人少，做衣服和改衣服的实在太少。所以，我常常到隔壁村走走，揽些活干。

当我爹收了聘金，就看好了日子。才三个月，十九岁的我就和二十一岁的黄标富办了喜酒结了婚。

结婚请酒的晚上，标富和我都不太能喝酒，只是应付着亲戚们的劝酒。虽说标富酒没喝多少，可他的脸红红的，眼神有些迷离，心里像有团火在烧，下身也渐渐有了异样的感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