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长官，我给你拿了个纪念品。”柯蒂斯来野战医院看望她，朝她挤了挤眼睛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林安半躺在简易担架上，头也不抬地哼了一声，“没带传染病吧？”

柯蒂斯把东西往她怀里一塞。

她低头一看，眼睛顿时一亮——一把日本军刀，刀鞘上还有泥，刀柄上甚至还沾着些血迹。按穗的颜色，是佐官级别。

“咱们杀的是个少佐！”柯蒂斯兴奋地说。（注：等同于少校）

“少佐？不划算，我可是中校。”林安嘴上说着，眼睛却黏着这把刀不放。

她假意谦虚，“你也有功劳，要不你留着吧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，是你救了我的命！”柯蒂斯摆手。

“说的也是。”林安立刻笑眯眯的收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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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卧床休养的那几天，考德威尔和托马斯都陆续来看过她。没有太多寒暄，只是简短地确认了一下她接下来的行程：不再返回前线，而是直接转运至后方，然后按原计划回中国。

林安也没什么可抱怨的，捡回一条命已属幸运，第一个星期看到的、经历的，也足够她整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

不过她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她真的挺倒霉的。

整个野战医院像她这种受肉搏伤的几乎没有，九成以上是疟疾、伤寒、痢疾，其余的，多是枪伤、炮伤、弹片伤。那个相对安全的阵地，说是最危险的阵地还差不多。

为了防疟疾，她每天都要吃一片奎宁——太奢侈了，如果当时第五军也能人人每天吃一片奎宁就好了——吃得她脸都黄了，像是得了什么肝病。

据护士们说，减员一般都来自于热带病，真正的战斗伤亡是少数。

三天后，她终于不必整天躺在床上。伤口还疼，但她能拄着拐慢慢走动了。

她站在病房外的木板道上晒太阳时，考德威尔来了。

他仍穿着那件总是皱巴巴的军装，神色如常，只是左臂绑着新的帆布臂章，似乎刚从某个简报会出来。两人简单寒暄了一句，他将她的行李包放在地上，一边检查船票一边说：“你的船在十七点靠岸。是去萨拉托加号的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你那套图层标记，我们会保留下来继续测试，”他顿了顿，“有几个飞行员说他们用得顺手。”

林安笑了笑：“那我得写在简报里。‘被实战采纳’这行可以加粗。”

“你还有不到一周能写。”

“够了。”她说。

两人一起下了坡，走向码头。

他没说什么“祝你一路顺风”之类的场面话。她也没有。

直到临上小艇前，他才站住，看着她撑着拐杖走上跳板的背影，忽然补了一句：“下次你来的时候，别再说你是观察员了。”

她转过头，轻轻一笑：“好。我争取下次带一个师来。”

然后跳板收起，马达轰鸣，林安所在的小艇被浪花轻轻托起，向那艘隐没在远方舰影中的航母驶去。

风有点咸，海有点亮。她的脚边放着一个帆布包，包里塞着一把缴获的军刀和一本写满字的野战笔记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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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几天正值海面风平浪静。海上运输难得顺利，没有被潜艇骚扰，她抵达新喀里多尼亚后短暂停留，再经由军方的紧急航线前往埃斯皮里图桑托岛，然后搭乘C-54运输机一路穿越中太平洋，飞往夏威夷珍珠港。

林安只在珍珠港待了一天，就再次启程，飞越太平洋，穿越加州海岸，终于在十一月中旬抵达华盛顿特区。

她原以为能直接去纽约见宋美龄，汇报任务并申请归队。但战争部却留住了她，说有“表彰事项”，要她“先不要走”。

她第一时间给魏德迈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，汇报任务结束、安全抵达，说明因美国战争部安排将短暂滞留，预计两周内返回中缅印战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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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色墙漆泛着些许旧痕，窗台斜洒进来的光线正好穿过纱帘，把室内烘托得有点像医院的走廊，又像是清晨未散尽雾气的火车站候车厅——静、干净、却不舒适。

战争部大楼的四楼，西翼尽头，一间临时布置的小型授勋室。墙上挂着一幅已经有些泛黄的乔治·华盛顿肖像，桌上铺着一块蓝绒毯，中央摆着一个墨绿色的绒面勋章盒，旁边是印着“War Department”的一页打印好的嘉奖词。

林安一进门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
站在房间中央的是一位穿着整齐的准将，肩章上金叶闪亮，面容方正，看起来像是那种会出现在战争海报上的标准美军将官。他翻看了一眼手中的文件，在看到她时，点头，微笑：

“林中校？”

林安上前一步，立正：“Yes, sir.”

“请稍等片刻。”他向屋里仅有的两名在场军官使了个眼色，那两人一言不发，像是站岗的雕塑。准将把文件放平在桌面上，用一种不疾不徐的语速念出了嘉奖词——语言官式而简练，无关情绪：

“鉴于林安中校于1942年10月24日至26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前线作战期间，于战斗中身负伤，表现出高度专业精神与协同勇气，特此颁发紫心勋章，以表彰其为联合战线所作贡献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从桌上拿起那只勋章盒。

他语气平稳，却不无诚意，“它代表你在那里，和我们并肩而战过。”

他将盒子递给林安。

那枚勋章的金边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。紫色心形中央，是华盛顿的浮雕侧影，沉静而庄严。林安没有接话，只是抬手，郑重地敬了个礼。

准将回礼，轻轻点头：“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, Colonel.”（感谢您的服务，中校）

紫心并不是什么“高级勋章”，是所有在战争中受伤的美国军人会收到的奖章，它在阳光下泛着温热的光——那不是她的国家，也不是她的军队，但此刻，她感到了一丝不可言说的连接。

林安收下那只盒子，没有打开。只是礼貌地、克制地说了一句，“谢谢您。”

她的手指扣着那个小巧的绒盒，指腹下能感觉到盒子边缘绷得很紧的绒布纹理。

她没有打开它，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打开，看见那枚紫色的心形，就会开始想起那一晚。

想起战壕里的血腥气，柯蒂斯手臂上的泥和汗，还有约翰撕破嗓子的喊声。想起那个扑进她面前的日军士兵，那一瞬间，她是真的以为自己要死在那里了。

这是她人生里收到的第一枚勋章。她从没想过会有人因为她负伤而送她一个“奖”。她更没想过，那是在别人的军队里。

但她也没觉得别扭。她是为这一整场战争出力的，不分国别。她想，这勋章不是给她的，而是替她留着那一夜的一个记号。

她并不打算把它别上军装，但她会一直留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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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她在OPD（作战计划处）做了一场30分钟的非正式简报，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她在瓜岛的观察、FAC与调度协调机制、以及火力投射密度对地面战局的决定性影响。

她的结论直接而冷静：“只要补给不断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火力可以持续碾压日军。损耗可控，士气尚在，局势乐观。”

她并不知道，听众席最后一排安静坐着的那位，就是麦克阿瑟。

之后，她终于获准动身去纽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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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美龄正坐在纽约公寓起居室的窗边，身披一件羊绒斗篷，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她身后，映得整间屋子暖意柔和。

她一手托着笔记本，另一只手刚签完一份电报稿，随手递给身边女秘书。正欲起身去换茶水，门口传来轻敲。

“夫人，”管家轻声说，“林安中校到了。”

宋美龄转过身来，脸上的笑意未收，眼神却在下一秒骤然停住。

门口站着的林安比她记忆中的模样更瘦，脸色被海风和热带阳光晒得微黑，左腿还缠着绷带，手握拐杖，一身军服穿得笔挺却有些旧了，像是刚刚从哪场战役里掉出来似的。

宋美龄怔了怔：“你真上了前线？不是去观察的吗？”

“也观察了一点战斗。”林安笑嘻嘻地回答，像是在讲一桩小事。

宋美龄一时间没接上话，愣愣看着她的腿，眼神中流露出震惊与隐隐的心疼。

“你这个人啊……”她轻叹一声，摆手让她坐下，吩咐女佣倒茶。

宋美龄没再说话，只看着她那条裹着绷带的腿看了几秒。而是转头吩咐身边秘书低声交代了几句。

她语气里带着难掩的情绪：“我会亲自向军政部为你请功。”

“多谢夫人。”林安略一颔首，语气平和，“不过我也想借这个机会，请辞秘书职务。”

“嗯？”宋美龄的眉毛立刻挑了起来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想回前线。”林安说得很清楚，“我想回中缅印战区。不能再跟您全职工作了。因为——如果战场打不赢，一切都是零。”

空气短暂地凝住。

宋美龄缓缓放下手里的茶杯，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那写作组和女飞行员的事，你还管不管？”

“当然管。如果您还信得过我。”林安答，“只是希望以军职为主，重庆我可以常飞回来汇报。”

宋美龄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似是有些无奈地摇头，目光却柔和了几分。

“你总是倔得很。”她道。

林安一笑，站起身，轻轻一鞠躬：“夫人最疼我了。”

宋美龄嘴角也动了一下，欲笑未笑。

宋美龄又问：“丘吉尔来信邀请我访问英国，你怎么看？”

林安略作思索：“太平洋战况乐观，美军对日军已有压倒性优势，北非也进展顺利。对我们争取物资有帮助。但想反攻缅甸，必须让英国人点头，这才是难点。英国人，不好打交道。”

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宋美龄没有反驳。

林安沉默了两秒，才开口：“难。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我们要做好在缅甸孤军作战的准备，最好是能联合美军空中支援。能不能打得下去，还得看魏德迈将军的判断。但我觉得——我们手上的牌虽然不多，也不是没有。”

她用笔指了指茶几上的地图。

“第一，日本对印度的威胁。英属印度若失守，整个南亚战线就垮了。这是我们跟英国人的共同点，但可惜这张牌我们自己不能控制——得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。”

“第二，如果美军愿意配合我们单独推进，那我们可以绕开英国的拖延，先动起来。英国人嘴上不答应，但行动上很可能会‘被迫跟上’。”

“第三，英印矛盾不断，印缅独立运动此起彼伏。中国军队在印度已经六万，很快还要扩军，英印之间那点事，我们不说，但不等于我们毫无影响。”

林安看了看宋美龄，确保她听懂了自己的暗示。

林安继续说道：

“第四，香港问题，租界问题。若要动政治杠杆，也许可以稍作让步——让他们在战后看见一点‘回报’，也好换来当下的军事合作。”

宋美龄没有立刻回应，食指轻轻敲着茶杯把手，显然在消化林安这套“非常务”提案。

林安想了想，又补充说，“我想，还是不建议去英国。去英国可以算作另一张牌。去英国访问是给他们脸上增光，如果没有利益交换，没有这个必要。”

屋外是纽约初冬的灰蓝色天光，公寓内静得仿佛能听见风吹过第五大道的树冠。林安没有催促，只是安静地坐着，像个等教授打分的学生。

片刻后，宋美龄终于开口：“你刚从前线回来，倒是比在重庆的时候还像个谈判代表。”

林安笑了，“谈判也是另一种作战。”

宋美龄没笑，神情却稍稍柔和了些：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我会记下来。”

说完，她将手边的茶杯端了起来。

窗外的风声拂过，纽约的街道仍在冬日灰蓝中沉默无言。

林安轻轻点头，起身告辞。

就在她走向门口时，一名秘书快步追上来，将一个浅色牛皮信封悄悄递到她手里。

林安下意识接过，指尖触到的那一刻就察觉分量不轻。

“夫人特批的慰劳金。”秘书低声说。